官本位是中国难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
编者按 针对近期成为中国社会热点话题的“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教育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却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态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新京报》3月7日）
放在中国“官本位”严重的现实背景中看待纪宝成校长的这一表态，或许公众并不能简单将此归结为这是在为本阶层利益代言。当下的中国，很多情况确实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的，且不说教育，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哪一项活动又跟行政级别没有挂钩呢？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地位举步难行，更遑论要办一流大学了。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变，又没有别的制度设计，单单把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学校与社会沟通对接怎么解决呢？纪宝成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不同级别的人接待，解决问题的程度显然是不同的。
虽然现实中有诸多困难，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无疑是契合民意的，近期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对于解决高等院校“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官本位痼疾无疑是一条必行之路。无庸讳言，“官本位”已经成为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不仅冲击了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也激化了高校的内部矛盾，更重要的是危害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可是，客观剖析纪宝成校长“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的表态，他更多关注的是高校内部与社会大环境对接的问题，本质上这是政府对学校管理行政化倾向的问题。政府如果不能转变职能，不能改变目前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那么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势必难以解决。试想一下，如果政府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措施，科研、资源、经费都能合理配置给学校，那么高校就会减少“跑部进钱”现象；如果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对下面的学校颐指气使，那么学校就没必要想方设法凑近行政部门。从这样的现实层面考量，纪宝成校长“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的担忧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忽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行政化管理，目前更多人关注的还是高校内部行政化管理的问题。高校内部行政化过浓的氛围影响学术自由、滋生学术腐败的现象层出不穷，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淡化高校行政化的呼声才越来越强烈。以此角度衡量，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否会贬低教育还值得特别商榷。
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纪宝成作为大学一校之长，他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不该仅仅局限在学校内部，更要看到在社会大环境里学校发展的命运。可是，在“取消高校行政化”已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暂时“被贬低”的牺牲是不是也是一种必要的付出呢？所有改革总得有一个起点，所有改革总得有先行者吧？不能因为出版单位、报社、研究院等领域去除行政化的改革还没有启动，高校去除行政化就有理由踯躅不前。
确实如此，“去除行政化”不能单单问责大学，还要问中国，这样的逻辑没错。但是，在“官本位”一方面被诟病一方面又被紧随不舍的现实中，大学作为培养人的精神家园，去官本位化更要首当其冲。如果大学都没有勇气去除“官本位”的桎梏，毫无疑问，所有去行政级别化的改革恐怕只会在民众的呼喊声中打转转。所以，大学不妨清高一下，以自己的知识底气试着对抗一下“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社会地位”的庸俗现实。当然，前提首先是大学的校长有这份胸怀抱负与傲骨清风。（摘自《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