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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究竟哪里去了

发布于:2011-03-15 星期二 00:00 作者:点击率:

       

思想家究竟哪里去了

思想家是人类群体中的极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每年都可以批量生产的小商品。但当今确实应该是一个出大思想家的时代,为何缺乏公认的思想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宾:俞吾金 (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支玲琳:由英国 《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2010年度 “全球百大思想家”名单于近日出炉。但是占据榜单前列的,并不是以思想闻名的学者,而是以比尔·盖茨、巴菲特、奥巴马为代表的 “行动派”名人。即便因学术思考而上榜的学者,似乎也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遑论与达尔文、马克思等比肩的人物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家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俞吾金:理智健全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但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被称为思想家。按照我的看法,如果有人在重大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上发表了原创性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对人类社会及精神生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思想家。

从上述标准出发,就会发现, “全球百大思想家”的评选似乎是名不副实的。比如,称美国总统、巴西外长为政治家,称比尔·盖茨、巴菲特为理财专家或巨富,称有些在专业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为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等等,就已经很到位了,何必一定要给他们戴上 “思想家”的桂冠呢?当然,像达尔文、弗洛伊德这样的人之所以有资格被称为思想家,不仅因为他们各自在生物学、心理学领域里实现了重大的突破,而且其理论对人类的思想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今天这些上榜者,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影响力。

在某种意义上,思想家是人类群体中的极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每年都可以批量生产的小商品。何况,不少思想家的命运十分坎坷,甚至到死后才获得巨大的哀荣。比如,丹麦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生前的影响几乎没有超出自己的国家,但半个多世纪以后,却获得了巨大的哀荣,被西方人尊为与黑格尔并肩的 “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要言之,思想家不是通过简单的投票或对影响因子的计算就可以识别出来的。尽管我并不赞成以 《外交政策》杂志这样的方式来评选全球的思想家,但我认为,评选的结果——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玲琳:仅仅就这份名单来看,与历史上的名家相比,现在的思想家们的确逊色很多。您认为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

俞吾金:我认为,思想家之思想,应该兼具以下两种素质:一是对传统观念拥有不同寻常的、深厚的批判能力,苏格拉底、康德、马克思、尼采、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的人物;二是在提倡新观念方面拥有巨大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原创能力,如老子、庄子、朱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样的人物。

就批判能力来说,康德的 “三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和 《判断力批判》)就是明证。深受康德影响的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都有 “批判”这个词。比如,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写成的 《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现代俄罗斯文学会出现大家辈出的繁荣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俄罗斯的四大批判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留波夫斯基。由于他们的批评,才会孕育出像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莱蒙托夫这样的文学巨匠。

一般说来,真正的思想家都拥有高度自觉的批判意识,决不会成为对前人观念亦步亦趋的 “应声虫”。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广有影响的著作 《单向度的人》,批评发达工业社会的人在思想上只剩下了与实际生活相认同的向度,即把存在着的一切都理解为合理的,而失去了第二个更重要的向度——批判的向度,即对实际生活进行质疑、提问和批评的能力。看看今天这个商业社会,广告铺天盖地。在这种环境的浸润下,人们很容易丧失独立思考和怀疑的能力。也许,这就是工业文明的代价吧。

所谓原创能力,乃是在批判旧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观念和新观念体系的能力。老子写下的 《道德经》不过5000字,但其思想上的原创性却为全球的学者所公认。据我所知,光在德国, 《道德经》已有70多个德译本。又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尤其是他的理念论,对西方思想发展史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甚至有人认为,西方思想史不过是 “柏拉图思想的注脚”。这些例子表明,思想家同时也是思想上的伟大的建设者。

支玲琳:但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形势来看,现在都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是一个出思想家也呼唤思想家的年代。

俞吾金:当今确实应该是一个出大思想家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航空、电脑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地球已经变为村落。无论是当代人所了解、所经历的东西,还是他们所思考探索的问题,都比以前的任何世代都要多得多,也要深刻得多。无疑,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当代生活为伟大思想家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但在我看来,思想家的诞生仍然需要一些重要的助力。我这里主要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学术探讨需要自由探索。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从1780-1820年这40年间,德国出现了以康德、歌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为什么德国的天空突然间群星灿烂?在海涅看来,正是学术探讨上的自由空气使然。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不仅在时间上要付出重要的代价,而且也需要对探索中可能出现的错误采取宽容的心态。马克思之所以把 “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为他意识到,惟有在大胆的探索和深入的讨论中,新思想、新真理才可能应运而生。

二是学会与寂寞结伴。思想家们巨大的原创性从来都是与寂寞结伴而行的。只有在寂寞中,才有可能透彻地、系统地思考,并构建起背后的思想体系。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时,在菩提树下深思了6年;康德在撰写 《纯粹理性批判》前,沉默了12年;歌德创作 《浮士德》,前后花了60年时间;而马克思撰写 《资本论》则参考了1500种著作,前后花了40年时间,而最终完成的也只有第一卷。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真正的思想和思想家都不可能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中产生。(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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