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大学中不少人难称“学人”
当今大学中不少人不是学人，或者说没有学人应具备的基本品格，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成为大学品质提升遇到的真实障碍。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在发展中面临自我认同的迷茫，需要对大学精神和价值更清晰的认识来消除这种迷茫，找到学人的自我认同。那么，是否依据岗位，做教师或做研究工作的人就是真正的学人，做行政工作的就不是学人了呢？这仅是个简单的形式判断，要鉴别真假学人还必须进行深入分析。
恰巧山西教育出版社将本人所著《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列入“中国当代教育学术文库”再次出版，借此机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所得出的判断是：“道”是衡量大学学人与否的尺度。明晰判定学人与否的标准，对解决当下中国大学中学人价值的迷失问题应有所启示。
以什么态度对待“道”决定是否有学人的心性
“道”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其内涵是多样的，不同学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巨大的差异。简言之，“道”主要包含“天道”和“人道”两大方面。春秋以来，“道”成为中国大学价值体系的最高范畴。
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不同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你与“道”的不同关系。但一旦你选择做学问，就必然要和“道”发生关系，因为所有的学问都是在探究自然和社会的奥秘，都是在“明道”的过程中前行的。确定了自己处在“明道”过程之中，还仅仅是确立了学人与“道”的关系处在极为初始的状态。更为关键的是，你是不断地追寻“道”之原本，还是墨守已经形成的某一表述“道”的理论体系；是将“道”当成教条，还是以赤诚、怀疑、批判、创新、求真的态度对待它。态度的些微差异造成古今中外千姿百态的不同学派。只有那些力求追寻“道”的原本，敢于怀疑、批判，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创新，矢志不渝地赤诚求真的人，才有可能将学问做好，才有可能取得巨大成就。
正是因为与“道”的微妙的关系决定了一个学人的发展状况，所以古代先贤就关注到这一关系的重要性，并创造性地用“士志于道”中的“志”字表达这一关系。从“志”的字形看，它所表达的是有心之士，意为心愿所往、意志所向。对于“道”不具有这种向往的人显然就不具备学人的心性，肯定做不好学问，或者说他就根本不是学人，即便他还在大学里生活，还有博士学位或者教授职称，也不能认为他就是真正的学人。相反，只要有志于“道”，即便你没有任何外在的学术称谓，你也是真正的学人。
用“道”来干什么体现是否有学人的情怀
具备了学人的心性仅是能够成为真正学人的前提之一，如何使用所得之“道”则反映出一个人是否有学人的操守。
1916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强调指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研究高深学问即是“明道”，而非为官位，也非为利益。如今，在大学中却出现这样一种人，他们和“道”有紧密的联系，甚至满口称“道”。但他们仅仅用“道”筑起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利益圈，事实上他们以“道”为功利的杠杆，以“道”为垫脚石步入与“道”背道而驰的道路，甘愿在大学中担当课题掮客，成为拥有众多学术或行政头衔的食客。
“道”是天下公器，它的内在特性决定着它只可大用、不可小用，只可公用、不可私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
在过度功利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中也不乏被金钱与权力收买和腐蚀的人，这些人的思想倒退了，传统丢失了，热衷于当谋士、智囊，事实上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为求其利而不能独立思考。
当下的中国学人需要再启蒙，需要用理性之光照亮被功利蒙昧的心智，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抵制迎俗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深入大众，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探求真理、宣传真理，以身弘“道”，重建学人对“道”的担当。
如何处理“道”与“势”的关系表明是否有学人的立场
“势”是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它可能成为社会的积极建设力量，也可能成为社会的强大破坏力量。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健全发展，就必须有一种力量对“势”加以规范，而这种规范又很难靠某一个人来完成，需要靠一批人坚守“道”。中国历史上一批批有社会担当的学人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以“道”规范“势”的重任，有人因此而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些人以他们对“道”的担当铸成社会健全发展的脊梁，获得历代学人的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而流芳千古，成为历代学人的楷模。
然而，较长时期以来，行政化倾向破坏了大学应有的和谐生态，在学术上也出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不正常现象，权力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术反倒让人习以为常。提升品质是中国大学当前最急迫的任务，实现这一目标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在价值上确立“道”的地位，正确定位“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确立学人的自信，才会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在一个仗“势”欺“道”的社会里，颂圣文化会流行，冷静的思考会受到排斥，功利的欲望会提升，家国的情怀会淡薄，坚守真理、公平、正义的人会减少，良知和骨气会被消解，机会主义、实用主义会疯长，大学会离真理更远。因此，在现代社会，遵“道”抑“势”不能仅仅是个人行为，而需要制度保障，唯有建立起符合大学逻辑的现代大学制度，才可能让更多的学人在“道”与“势”面前作出更加理性的选择。（摘自《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