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
编者按：
2010年，有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路线图的诞生，有让未来工程师“卓越”起来的计划的启动，有顶尖大学上演的“结盟”大戏，还有求答“钱问”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的成功举办。
“根叔”、“凤哥”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我们似乎看到了以学生为主的精神的回归。而南方科大筹办3年还拿不到“准生证”，又让我们不禁为朱校长的“实验”捏把汗。
清华因大楼，“火”了；上海大学的学生因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哭了；一次次抄袭，让学术良心“黑”了；段永平向人大捐3000万美元，被赞了，张磊向耶鲁捐8888888美元，被骂了。
这些事件，未必能拼出中国高等教育这一年的全貌，但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不仅仅是一纸规划
事件回放：
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于2010年公布，这是一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作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研究制定于2008年8月启动，2010年3月1日，《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发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历时一个月。
2010年7月2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教育规划纲要》，其由序言、总体战略、发展任务、体制改革、保障措施和实施组成，共22章、70条，约27000字。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今后1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我国将开展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扩大教育开放。
据统计，在征求意见稿发布时，有21处“逐步”。正式文本中“逐步”减少为18处。其中，比较关键的减少为，将征求意见稿中的“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修订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据分析，这里少了一个“逐步”，无疑体现了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改革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坚定决心。
点评：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总结了《教育规划纲要》的四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目标非常明确，开宗明义讲要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把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纲要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二个亮点是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的高水平高等学校。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建设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第三个亮点是各级各类教育都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作为改革发展的核心。第四个亮点是整个教育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到2020年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提高。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认为，《教育规划纲要》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迅速、巨大变化中的国家。但国家这么重视，至少在规划制订过程中了解了公众对教育的期望和一些特别希望解决的问题，纲要中多少有所涉及。有了措施，对教育绝对是个推动。但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而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目前《教育规划纲要》所设定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目标、举措能否真正落实。对于已经确定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明确改革的主导者、途径与手段，加快推动其实施的进程，显得至关重要。
高校结盟自主招生：减负？加码？
事件回放：
2011年高校自主招生引起广泛关注：短短数天，“清华系”7校、“北大系”13校、“理工系”8校，近30所中国顶尖大学上演了一场“结盟”大戏，呈“三国鼎立”态势。
2010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含医学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和香港大学7所综合性知名大学宣布，在2011年实行联合自主招生。随后，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6所综合性大学决定，参加2011年中国综合性大学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工作。13所综合性大学也同时发布了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时间，定为2011年2月20日。
2010年11月25日，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8所高校宣布，将在2011年的自主选拔录取中实行联考，将联合命题、统一组织笔试并共享考试成绩。
2010年11月26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7校确定了2011年自主招生统一考试时间为2月19日。
2010年11月，北大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公开信，建议进一步加大本科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或许具有突破性意义。
点评：
有评论指出，三大阵营联考确实可以减少考生“赶场”的次数，但另一问题也随之产生，一个联考同盟内的成员越多，联考规模越大，对考生而言，这一考试的重要性也就越大，为之付出的精力自然也会越多。而最让人担心的是，所谓自主招生联考，不过只是应试教育的加码。
高考研究专家王极盛认为，相对于过去“一考定终身”的模式，以联考为模式的高校自主招生无疑是一种进步。至于选择，首先家长要了解孩子，不要什么机会都不放过，要根据孩子的志向、兴趣、抱负、特长，包括家里的情况综合考虑去选择。
似乎每项有关高考改革的措施出台或提出后，都会承受好评与质疑的煎熬。有评论指出，能否建立灵活、多元的招生制度，不仅关系到人才选拔，而且对基础教育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在一片质疑声中也能听到另一种呼吁：应当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更大的空间，使更多的“偏才”、“怪才”脱颖而出。作为一项招生新政，高校自主招生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一味地求全责备，不如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使其“走两步”看一看，看看这条道能否走得远，走得通。
“卓越计划”启动：造就卓越工程师
事件回放：
“拥有最好工程人才的国家占据着经济竞争和产业优势的核心地位。”美国工程院院长查尔斯·韦斯特如是说。
目前，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高校1003所，占本科高校总数的90%；高等工程教育的本科在校生达到371万人，研究生47万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程教育大国。如何能够让中国的工程师“卓越”起来，已成为工程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2010年6月23日，教育部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旨在“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优势，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卓越计划”实施的专业包括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将适度超前培养人才；实施的层次包括工科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培养现场工程师、设计开发工程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等多种类型的工程师后备人才；实施期限为2010年～2020年，参与计划的全日制工科本科生要达到10%的比例，全日制工科研究生要达到50%的比例。
点评：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指出，要使今天的大学生成为将来的“卓越工程师”，必须打牢综合素质基础。
龚克认为，所谓“卓越”就是素质高，要在素质教育的框架中结合工程人才的特殊要求来确定“培养要求”；其次，必须形成开放的培养体系，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最后，必须突破评价瓶颈。
教育部副部长陈希指出，产学研结合是工程教育的本质要求，高校要从学校的内部培养走向开放的校企合作培养。
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心目中的“卓越计划”有一个关键词——实践。“实践不仅能使学生增长经验、把学到的知识与社会需求对接，而且能够触动学生心灵，使其产生开拓创新的激情。经过实践历练的学生拥有的是活的能力，而非死的知识，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中国工程院院士左铁镛坦言：“工程教育普遍缺乏创新性和实践性，一直是困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多年的难题。”
左铁镛表示，过去，我们的高等工程教育模式深受苏联、美国以及德国等诸多国家的影响，现在我们更需要在借鉴国外优秀经验的同时，主动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从根本上讲，实施“卓越计划”，不仅是工程教育的事，更是中华民族振兴大业的需要，需要科技界、教育界和企业界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举行：求答“钱问”
事件回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10年10月30日，钱学森逝世一周年之际，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为论坛主席，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教育界、知识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这一主题，各抒己见，试解“钱学森之问”。
李政道在会上就创新之道发表主旨演讲，从办学模式、教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探讨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
李政道从钱学森的求学经历讲到自己的成长之路，他认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李政道还提到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优秀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给了他很多启迪。“费米特别注重培养博士生独立思考的精神，会花很多时间来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谈及自己的创新思维，李政道认为与自己在浙大和西南联大的教育经历密不可分。“虽然抗战时期国内的教育环境很艰苦，但我们国家却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已经成为大学的必然使命。2010年围绕“创新”的讨论不断，继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后，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也以“大学创新”为主题，探讨了大学的创新引领作用。
点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
“建立真正的导师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备导师，这应该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熊丙奇说。
对于李政道提出的“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认为，尤其对中国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海战术，不是要求学生把一切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张杰强调。
为什么现在的大学再也创造不出西南联大的辉煌？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指出，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再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大学精神的缺失。
秦伯益说：“联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珍惜有识之士能振振有词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人大获最大单笔捐款：期待教育捐赠常态化
事件回放：
2010年2月28日，正值元宵佳节，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一笔总额高达3000万美元的巨额捐赠，约合人民币2亿多元。这是中国高校接受的最大单笔捐款之一。这笔捐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著名企业家段永平、刘昕夫妇。
据悉，此次捐款中的155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这是段永平借鉴国外大学基金运行经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慈善基金捐赠和管理机制。此外，1000万美元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捐助人大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
资料显示，段永平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数量经济学研究生。1989年他南下广东创业，曾以创立“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而闻名全国；2001年，段永平赴美开始投资生涯，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夫人刘昕于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点评：
段永平巨额捐款在引发赞叹的同时，也有人将其与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的张磊比较。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一者向国内大学捐款，一者向美国名校捐款，两个人互为参照，引发网友热评。
段永平坦言，作为一个捐款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很多人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把钱捐给这个学校而不是别的学校”等等。有过多次捐资经历的段永平还表示，国内往往对捐资行为“重视过分”，但慈善机制却不健全。
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相应配套措施的跟进，师资、教室、学生宿舍、教学设备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有效的捐赠机制可以使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和其他物质资源，更促进并形成了高校特有的文化传承。创造适合社会捐赠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建立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制度体系是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杂费、其他经费四大类。作为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目前高校经费中来自捐赠的还不多。
在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占高校预算的很大比例，常青藤院校高达25%～45%。而我国大学社会捐赠规模不到美国的1%，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教育捐赠不但规模小、方式不规范，而且政策法规不配套、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捐赠行为都还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慈善行为，而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美两国大学在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上有很大不同，但美国对于社会教育捐赠的运作思路和方法仍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建立起有效的教育捐赠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开展大学社会捐赠的积极性，让社会教育捐赠常态化。
抄袭风波再起：孰是孰非，“反腐”机制何在？
事件回放：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
2010年7月7日，63位国内外学者在媒体上发表《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并最终公布调查结论及各委员的投票意向。
两天后，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信在凤凰网发表。这些学者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
汪晖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2010年4月，汪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作为学者，他反对学术不端行为。面对学术批评和指控时，最坦荡的态度就是平心面对学术界的评判。最终结论要靠学术共同体的判断。
直到目前，尚无“学术共同体”来最终鉴定王彬彬的指责是否确有其事。
2010年7月11日，一篇名为《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博士论文被指涉嫌抄袭》的报道让朱学勤进入大家的视野。此前，《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等系列文章早已见诸网上，称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
朱学勤1985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
2010年7月13日，朱学勤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动提交了调查申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已经受理，上海大学校方则同意朱学勤的要求，在调查期间，作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将主动回避，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截至目前，复旦大学尚未公布审查结论。
点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王彬彬已公开撰文批评汪晖的博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现象，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媒体辩论”——媒体评价终究不是学术评价；也不是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几个专家的意见也只是个人意见，而应该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应该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听证，以鉴定汪晖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如果没有抄袭，学位委员会可以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如果存在抄袭，学位委员会当作出取消博士学位的处理。
熊丙奇也关注了“朱学勤事件”。他表示，不论对于汪晖还是朱学勤，他们是否涉嫌抄袭，自己并没有专业能力判断，但是解决学术争端的基本制度应该是一致的。
最近涉嫌抄袭、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
熊丙奇开的药方是建立学术共同体，学术自治，摆脱行政的影响，学者贡献不由官方认定，不由媒体认定，而是遵从学术共同体认定的学术标准和规范，不看所谓的影响和江湖地位。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德峰表示，抄袭成为学术界的病症，不能因为学术体制的弊端为抄袭辩护，有些学者遗忘了对社会的责任，谋求体制下的利益，而“学术良知是知识分子的最后立足点，学者应该安贫乐道，良知不改”。
钱伟长逝世：“化作春泥更护花”
事件回放：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我国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于2010年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1994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2005年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点评：
“钱伟长校长的去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北京大学原校长、经济学家兼教育家吴树青在得知钱伟长去世的消息后表示非常震惊，同时流露出了惋惜之情，他说：“我与钱校长在学术上不属于同一个领域，对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不好评价。但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在世界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树青说：“在为人方面，我认为他用谦逊的态度为后辈树立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楷模。”
“去年钱学森先生走了，昨天钱伟长先生又走了，想起来心里就难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接受采访时哽咽了，他停了停却依然无法继续，眼泪夺眶而出。
在梁思礼看来，人们对于钱伟长的怀念，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赫赫功绩，更是因为包括他在内的“三钱”为中国人民留下一座精神宝库。“钱三强是我国核工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是我国导弹之父，钱伟长是我国力学之父，他们为国家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梁思礼说，“他们爱国报国，丝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治学严谨，甘于奉献……为我们留下一座精神宝库，所有中国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我们应该向‘三钱’学习，学习他们的人格、学风，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几年，一个个大师相继驾鹤西去，以至我们常哀叹于这个时代大师的匮乏。
何谓大师？大师之大，不仅在学问之高，还在于人格之尚。钱学森“姓钱但不爱钱”；钱伟长下放劳动时，仍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丁聪一生甘为“小丁”，画展从来不要花篮和开幕式……“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这正是大师们自身的写照。
大师在哪？当下的象牙塔或许真陷入“大学真穷，大师真少，大学真危险”的窘境，但我们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在没有权术与功利的地方，一定会有大师在静默生长。
大师装不来、等不来、骂不来，不妨以宽容与期待，在寻求变革中呼唤未来大师的横空出世，这也是对前辈大师最好的怀念。
“根叔们”的出现：以学生为本情怀的回归
事件回放：
2010年夏天，“根叔现象”火了。
2010年6月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院士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李培根把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哥呀姐的，贯穿整个典礼致辞，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
“我此时的心情，或许你们经常传唱的一句歌词更能够表达：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2010年7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借用周杰伦的歌曲《千里之外》送别3118名本科毕业生。演讲中，周其凤引用了诸如“仰望星空”、“脚踏实地”、“隐形的翅膀”、“杜拉拉”等流行字眼。北大的学生们现在把周校长称为“凤哥”。
南开校长饶子和则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毕业典礼上提到，意大利、法国作为上届世界杯的冠亚军，在小组赛早早被淘汰，无论名声、传统、天赋还是金钱，都无法让他们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忘记了对球队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点评：
有人指出，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
“我总体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是肯定的。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法学家、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江平作上述表示。他认为，“根叔现象”的出现是高等院校改变“党八股”的一个体现。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作者李清川认为：“至少说明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根叔’还很异类，‘根叔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中的大学校长角色，重新定位了校长与学生两个紧密却还遥远的群体的关联。”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李培根校长等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内容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这其实是因为其中蕴涵着以学生为本的精神和情怀的回归。
“从受欢迎程度和学生态度看，现在的毕业典礼还做得远远不够。”王旭明说，这几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刮起了一阵大白话旋风，“这本是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但现在却受到重视和吹捧，将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变成不同寻常，至少说明在校长演讲的话语体系中，确实存在着官话套话。”
王旭明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大学校长能在演讲时不仅仅使用网络语言，更要说大学生爱听的实话，以及他们走向社会之后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可以结合不同大学的传统和精神，结合学生的特点，对未来提出寄语，这样除了生动活泼之外，更会有一层深刻和永恒的意义，使演讲中不仅有热闹，而且有魂。
南方科大获准筹建：“去行政化”有多难？
事件回放：
致力于建成中国第一所“教授治学”高校的南方科技大学筹备三年半，2010年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筹建，但是还没有正式下发文件。
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表示，获批复筹建对南方科大意义重大，将推动南方科大的教师招聘、学生招录等一系列工作。朱清时坦陈，虽然南方科大被海内外知名学者寄予厚望，但是由于没有被教育部正式批复，有很多学者仍然在观望。
2007年3月，深圳市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香港科技大学，建设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并打算革新高校体制，建立“去行政化”、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南方科大的这一探索，被中国教育改革者寄予厚望。2010年9月30日，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正式开工，预计首期工程2012年竣工。同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
据报道，南方科技大学（筹）教职和行政人员薪酬体系方案已经获得市政府的正式批准。根据方案，领军教授的年薪将从115万元起步，向香港知名大学看齐。
目前该校课程设置、教室安排都已准备就绪，一旦获批马上就能招生。“虽然教育部还未批准我们招生，但是拿‘准生证’基本没有悬念。”朱清时介绍，学校目前已经作好一切准备，包括课程设置、教室安排等。学校仍在积极申请争取近期招生，教育部一批准，就立刻开始招生程序。
点评：
一所备受瞩目的大学筹办3年还拿不到“准生证”，究竟卡在哪儿？有评论认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鼓励高校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可“自主”到什么程度，却是需要分寸拿捏的。现在南方科大遭遇的尴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和深圳的关系要“磨合”，甚至要“习惯”校长用一台电脑也要向深圳市政府报批的惯性；二是要向主管部门公关，想尽早拿掉“筹”字，必须按照行政化逻辑。想脱离行政化，却首先要仰仗于行政化的审批；立志于“去行政化”，却困于行政化的门槛。因为行政化的体制障碍而迟迟拿不到准生证，行政化给南方科大的“下马威”，让公众看到了教育“去行政化”是多么的艰难。
也有评论指出，在我们急切等待南方科大成立时，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去关注南方科大的每一步办学是否符合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要求，当下的问题是，深圳和南方科大应将《大学章程》制订出来——这可让大家看到南方科大将建立怎样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体系。如果南方科大《大学章程》出台，而教育部门仍不批准其设立，这就是行政化以及表面改革但实质并不愿改革的问题了。
南方科大要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典范，制订《大学章程》是十分重要的起步。有学者表示，作为一所带有明显改革意图的大学，还要面临很多的未知数。比如，深圳领导换届、改变办南方科大的意图怎么办？朱清时不当校长之后怎么办？为避免这些未知数给学校的招生、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人才招聘、校长遴选等带来麻烦，应事先对所有问题进行预估，建立保障大学财务独立性、办学自立性的基本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没有建好就仓促上马，会给未来的办学带来很大的风险。
清华学堂起火：一把火的反思
事件回放：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这句名言曾被无数次引用。
2010年11月13日，清华大学因大楼而“火”了一把。当日凌晨，正在修缮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大学早期标志性建筑清华学堂失火。44部消防车、308名消防官兵耗时两个多小时才将大火扑灭。大楼东部部分屋顶被烧塌，过火面积达800平方米，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发生火灾的是清华学堂东南角的一部分，清华学堂的主体结构和主要立面未受影响，主要入口也完好无损。此次火灾中，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一期工程幸免于难，过火部分属于清华学堂二期建筑。
据北京市文物局初步评估，火灾对清华学堂的木结构造成了严重损毁，是北京文物古迹10余年来遭遇的最大一次灾害。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承认，清华学堂加固工程还未获批就发生了火灾。对于施工单位没有文物修缮资质的质疑，顾秉林表示，这是加固工程，施工单位有加固资质。
顾秉林还表示，清华学堂修缮工程何时复工，须等相关单位通知。复工后学校会加强管理，修缮工程工期应该不会受影响。
点评：
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北面的大草坪东边，矗立着一座式样别致的二层楼房。此楼为德国古典风格，青砖红瓦，坡顶陡起，这就是“清华第一楼”——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作为早期清华的象征，始终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历史魅力，留在了一代代清华学子的心中。
“真有些不相信，百年的老学堂，清华大学的象征建筑，怎么会起火呢？”火灾发生后，不少学生立马赶来，想亲眼求证。
一位老教师无比惋惜：“这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教室，是清华精神的源起。每个清华人，无论老少，有哪个不对这个地方有着或深或浅的感情。”
一位清华大学学生在博客里写道：“清华学堂那稀稀拉拉的绘图课桌，那吱吱呀呀的楼梯地板，那若隐若现的古旧霉味，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和青春的记忆。而如今一把大火烧毁了清华学堂的建筑，烧得真心痛。”
2011年4月，清华大学将迎来100周年校庆。伴着清华园一同诞生的清华学堂，是记录历史和寄托“大师”精神的所在，更是清华作为一所大学的精神象征。她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其实际功用。建筑终归是死的，如果没有灵魂，任何躯体都是空壳。
于是，对大学古建筑的保护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即保护大学精神的寄托。
我们总是听说，某某建筑见证了何种辉煌、经历了多少沧桑、承载过多少光荣与梦想，这一系列的词句用的都是“过去时”。对过往辉煌的过度追忆，反而映衬了当下精神与现实的苍白。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和珍视传统的民族，当历史的遗迹不能得到很好保护时，人们难免会对今人继承优秀历史传统、发扬大学精神的能力产生怀疑。
一场火灾，使“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遭遇网友狂喷。网友的发泄可能不理性，但何尝不是人们的恨铁不成钢？
这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在清华园发生，还是让人看到清华作风浮躁的印痕。因为就在火灾发生的几天前，清华刚刚在清华学堂旁边举行了消防演习，不想几天后，这个曾经会聚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的地方，就成了火灾的现场。
清华学堂这“冬天里的一把火”，能否让攀比成风、急功近利的中国高校从急躁冒进中“激流勇退”？我们拭目以待。（摘自《科学时报》）
